這部短片中有個蓬頭垢面，躲在角落行乞的乞丐，和一個衣香鬢影，風姿綽約的扮裝妖姬

笑話的本體並不像日常的話語行為那般涇渭分明，說者所謂的「冒犯」可以用戲謔的方式呈現，或者以相聲抖包袱的形式逐一揭露。再者，將笑話的主導權交給說者本身，就是一件極度危險的事。

但是，這樣的想法卻忽略了兩人（身障者／非身障者）的反擊在行為上卻無法達到對等的攻擊效果。在日常情境或是喜劇專場不乏「我以為你能接受這個段子耶」的窘境發生，而這樣與他人之間模糊的信任關係，反而經常是爭執、炎上的導火線。」 這些看似出於理解為前提的夥伴關係，彷彿可以作為開玩笑的道德判準。在笑話包覆下的對談雙方極大化了「他心問題」（problem of others mind）的解讀困難，單就言語行為，聽者無法確定說者是否意圖以此笑話冒犯他人，而講者也無法透過聽者當下的反應確認其心理的感受。至於能否對身障者開玩笑，這個討論的前提應該先釐清「誰來定義什麼是玩笑？」也就是，笑話的本體到底是由聽者還是說者決定？如果笑話是由說者所決定，那麼接下來我們需要回答的問題是「在什麼情況下說者可以開玩笑？」 在當天的錄影中，有人認為是兩人之間的關係而定，有人則認為，應該了解聽者的處境後才能開玩笑。

Jimmy認為：「我的確很常開Julia玩笑，但是我也會確保她也有能力可以反擊。然而，這些考量的範疇，都涉及了需要與他人（聽者）共識的過程，而非純粹說者即可決定。對於底層的人來說，他們的生活世界稀鬆平常，不值得像偉人傳記那樣大書特書，他們很少講自己的生活經驗，更不用說，是痛苦而不堪回首的記憶。

最後，女性可能還要出去外面打黑工，作為權宜之計。礦道深入地下兩、三公里，煤巷之間距離遙遠，礦工們在黑暗的坑內工作，根本看不清楚對方，再加上煤巷內的工作輪調，經常連旁邊工作的是誰也不知道，又何來男女曖昧之情？ 但為什麼女性入坑工作會被視為禁忌，而女礦工在歷史上彷彿消失了？大概都是因為女性在礦場是邊緣人物，沒有被看見。台灣礦災頻繁，礦災之後，女性失去了丈夫，就失去了家庭的經濟支柱，這時候女性應該如何自處？誰來養家活口、誰來養兒育女、家人關係會發生什麼變化？在礦場環境的變遷之下，職場環境也發生很大的改變。如果不是「在場」的截稿壓力，想歸想，我大概還會一直擺在心裏。

其中最想做的一件事，就是瞭解我的阿嬤。顧玉玲，作家，台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。

阿嬤既不得不依靠阿祖幫忙，也不得不忍受她加諸於身體和語言的暴力。作者戴伯芬深掘史料還原歷史脈絡，講述台灣日治時期至今礦場變遷的歷史，礦業市場變動導致的勞動樣態轉變，再現女性礦工在礦場家庭生活日常點滴。爬梳資料之後我發現，蔣宋美齡確實曾經造訪屏東「礦協新村」，但這並不是礦村，而是空軍眷村作為女性研究者，我也會從女性主義角度出發，思考一個女礦工可能遇到什麼樣的經歷，女礦工與男礦工的生命經驗、家庭角色又有什麼不同。

戴伯芬：談到礦工，大多數人想像的畫面都是男性礦工，但我小時候就知道我阿嬤（外婆，母親的養母）是礦工，全家都住在礦場宿舍。反而蔣經國先生確實到訪礦村，而且正是阿嬤工作的海山煤礦。這位婆婆因為兩任丈夫都去世，一直都被左鄰右舍視為「剋夫」，礦災之後，她把怨氣發洩在阿嬤身上，認為是她剋死了兒子。為了把阿嬤個人的經驗和台灣歷史的結構變遷連結在一起，我一邊把阿嬤的生命事件列成年表，另一邊列出台灣社會的歷史年表，為此，我爬梳了日治時期到光復之後的歷史資料，包括台灣政治變遷，還有台灣礦業史的專門資料。

礦道深入地下兩、三公里，煤巷之間距離遙遠，礦工們在黑暗的坑內工作，根本看不清楚對方，再加上煤巷內的工作輪調，經常連旁邊工作的是誰也不知道，又何來男女曖昧之情？ 但為什麼女性入坑工作會被視為禁忌，而女礦工在歷史上彷彿消失了？大概都是因為女性在礦場是邊緣人物，沒有被看見。對於底層的人來說，他們的生活世界稀鬆平常，不值得像偉人傳記那樣大書特書，他們很少講自己的生活經驗，更不用說，是痛苦而不堪回首的記憶。

我之前沒有進行過「非虛構寫作」，甚至這個說法也是第一次聽到。這三十年間，我做了許多不同主題的社會學研究，但回到自己，突然發現我與自己的生命經驗是斷裂的，而對這樣的斷裂無動於衷，我說的是別人的故事，爭取的是別人的權益，為什麼我沒有看到近身的阿嬤？ 大約十幾年前，我就想寫住在海山礦場的阿嬤，這顆種子埋了好長一段時間。

社會大眾在道德上無法接受以礦工的性命換取煤礦，從經濟角度而言，在台灣生產煤礦比進口煤礦的成本要高一倍以上，這也導致了女性（包括我阿嬤）職場生涯上的變化。在社會學學界，較少以自敘形式寫作，多數是心理學取徑。最可笑的是秩序說，認為坑內燠熱，男女混雜，會產生情感糾紛，這一說法的提出者完全不瞭解台灣礦坑工作環境。台灣礦業面臨礦脈衰竭時，需要不斷挖掘更深，礦工承擔的風險更高，以至於1984年發生了三大礦災。〈末代女礦工——張桂的生命敘事〉是對個人生命的回憶和敘說。比如許多人都會疑惑，女性有入坑工作的嗎？如果女人不能入坑，原因是什麼呢？目前最流行的說法是政治論，即蔣宋美齡曾經參觀礦村，發現夫妻同時下坑工作很危險，如果發生災難，會使家中的孩子同時失去父母，因此下令禁止女性下坑工作。

感謝「在場」評審委員的肯定，令我不得不在短短三個月之內完成初稿，這比一般的學術研究週期（包括田野調查、論文等）都要短。另有一說是禁忌說，女性入坑會招厄運，但明顯與事實不符，是道聽途說。

爬梳資料之後我發現，蔣宋美齡確實曾經造訪屏東「礦協新村」，但這並不是礦村，而是空軍眷村。困境當然不是她個人造成的，個人的困境必須要放在社會結構之中去理解。

如今我年過半百，已經很熟悉學術規範和審查制度，也完成了學術界對我的要求，但我自己想要做什麼？與我對話的學術界人士經常不瞭解我所要表達的意念，又要以國外文獻與台灣的本土經驗糾纏，這樣的遊戲玩久了，對學術界的文字生產方式感到倦怠，想要尋求突破。台灣礦災頻繁，礦災之後，女性失去了丈夫，就失去了家庭的經濟支柱，這時候女性應該如何自處？誰來養家活口、誰來養兒育女、家人關係會發生什麼變化？在礦場環境的變遷之下，職場環境也發生很大的改變。

顧玉玲，作家，台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。米爾斯（C. Wright Mills）《社會學的想像》（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）幫我理解了阿嬤的一生為何如此辛苦。或許這一說法只是為了呈現政治人物的親民形象。這也由於礦業工作的風險有關，許多人都不知道下礦之後能否活著出來，因此「今朝有酒今朝醉」，有一種享樂主義的氣氛。

講者戴伯芬，是「在場」第一季二等獎，〈末代女礦工——張桂的生命敘事〉作者。如果不是「在場」的截稿壓力，想歸想，我大概還會一直擺在心裏。

阿嬤既不得不依靠阿祖幫忙，也不得不忍受她加諸於身體和語言的暴力。日治時期女礦工的人數只有礦工總人數的十分之一，工時既不穩定（4-13小時），工資也遠低於男礦工（坑內台籍男工為女工1.3-2.1倍，坑外台籍男工為女工1.1-1.9倍），大多數也做二手工，輔助男性。

最後，女性可能還要出去外面打黑工，作為權宜之計。社會學的想像 寫完這個故事，我看到了阿嬤的成長經驗和她的困境。

其次，會導致兒女學業中輟，如我母親、舅舅皆因此輟學。我在台北出生、長大，小時候父母都已經離開礦場，父親又不喜歡我們回娘家，我與礦場的關係非常疏離，阿嬤反而像是遠親。其中最想做的一件事，就是瞭解我的阿嬤。在家戶勞動方面，外公過世之後也發生了一些變化，養兒育女和操持家務的責任落在了阿祖（阿嬤的婆婆）身上。

作者戴伯芬深掘史料還原歷史脈絡，講述台灣日治時期至今礦場變遷的歷史，礦業市場變動導致的勞動樣態轉變，再現女性礦工在礦場家庭生活日常點滴。此內容為「在場」非虛構寫作第一季發布會之一。

同時，阿嬤還要忍受小舅的欺凌，最後還要照護兒子和婆婆蔡壁如則回應，自己的論文主題是「民意代表社群網站市政議題關注度探討」，參考文獻為「政府網站網路傳播之研究」，從民意代表社群網站市政議題的角度出發，參考民國90年「政府網站」之探討。

蔡壁如強調，寫過論文的人都會知道，站在巨人肩膀上、借鑑前人的智慧，從而形塑自己的研究角度與觀點稱為「文獻檢閱」，自己的論文主題與該研究計畫方向皆為探討政府網站，背景說明有些雷同，在學術上是相當自然的事，「我們沒有這麼厲害，不是林智堅，不會說自己一切都是原創。在這個基礎上，將市政議題上加以應用延伸，兩者研究性質大不相同，這在學術研究上是正常不過的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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